第二野战军征战纪实——在大别山的艰难岁月（下）

　　

自然条件的艰苦与恶劣虽令常人难以想象，但尚可以克服，可以忍受；精神上的折磨痛苦却难以愈平。原第二纵队教导团副团长张绍基说：“我是红四方面军的，让张国焘整得两过雪山，三过草地；又被编到西路军翻过祁连山，闯过大戈壁，什么苦没吃过？咱红军、八路军就是苦出来的。可进了大别山，我觉得那日子比长征还苦，苦上几倍。那种苦啊……怎么跟你们形容呢？它不光是身体上、生活上的苦，更多的是心灵上、精神上的苦。”

张绍基老人回忆：

“进了大别山，吃没吃的，穿没穿的，饿肚子，打摆子，生疮流脓，跑肚拉稀……这都算不上苦。最苦的就是一下子离开了后方根据地，变得无依无靠，像六个月的娃子断奶死了亲娘，把人给闪了。在晋冀鲁豫打仗，无忧无虑无牵无挂，你就只管冲吧，反正伤了有人抬，死了有人埋。艰苦几天，一个胜仗下来，猪肉炖粉条尽你吃，啥苦呀累的全忘了。可在大别山，你就别想有这日子。

“不是说大别山人民不好，而是国民党太坏，咱们自己太弱了。我就是大别山人，红安的。我知道那里的情况。红军、新四军三进三出，咱们一走，老百姓就遭殃了。国民党烧光杀光，白色恐怖呀！大别山的茅草过火，石头过刀，哪一家都得死个三口五口，甚至满门抄斩啊！老百姓确实给杀惨了，杀怕了。这一回我们说再也不走了，谁信你？话是你说的，可脚还长在你身上。就是他心里想对你好，也不得不躲着你，怕再惹上杀身之祸。所以，老百姓一见我们就跑，整村整村地往山里跑。别说抬担架支前，就是找个人问路都困难。

“自从北伐之后，国民党桂系部队就驻在这里，经营了二十多年，建立保甲联防、'五家连坐’和特务组织、民团、小保队，织成了一张大网，把大别山罩得严严实实。桂系部队上到团长，下到连排长，甚至老兵们娶的都是当地的媳妇。三姨六舅母，亲戚串亲戚，你都分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。看着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在放牛，怪可爱的，备不住他就能甩给你一颗手榴弹。

“当时我们有一句话，叫作'不怕国民党，就怕小保队’。小保队是地主武装，里面土匪、地痞、流氓、红军时期的叛徒，乌七八糟什么人都有。他们还懂得游击战术，把'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’的一套全反用到我们身上了。部队行军，指不定哪个山头就放一阵黑枪。宿营时他们摸岗哨，把你整连整排地堵在村里。伤病员遭他们残害的就更多了。等你去追，他人熟地熟情况熟，早跑得无影无踪了。我们可没少吃他们的亏。想想，在这个地区开辟根据地，无依无靠，像不像没娘的孩子？部队的战斗情绪能不受影响吗？唉，别的苦都能受，只有这种苦才真叫苦呀！

“当然，老百姓大多数还是好的，心还是向着我们的。可那种好法也让你心里难受。有一次我们好言好语找老乡借东西，谁知他不但不借，还凶狠狠地又吵又骂，就差没把我们打出来。过后呢，他又悄悄把东西送来了，说那样吵骂是给邻居和白狗子听的。要不然，通了'共匪’，五家连坐，非灭了他九族不可。还有一次，我们要找个向导，给多少钱老乡都不去。最后一家老乡让我们求急了，就大喊大叫：'要带路，你们把我捆起来，抓去好啦！’老乡一边喊叫，一边一个劲儿地朝我们使眼色，让我们捆起他。我们懂他的意思，他也是怕惹来杀身之祸而做给别人看的。”

中秋前夕，独立旅旅长张才千借宿于一农舍，房东母子脸色难看，态度冷淡。老太太说：“我就是怕呀！每逢八月十五我就害怕。第一次红军离开这里是中秋；第二次新四军走也是中秋；你们一走……唉！”

张才千默然无语。他就是原新四军第五师的，去年中原突围时离开了大别山。他知道部队撤离后，老百姓好惨。他知道这里国民党地主武装凶狠毒辣，至今仍四处扬言：“共产党来了，你们有红三天；等共产党走了，也有我的黑三天！”他知道那“黑三天”对大别山人民意味着什么。就在离此地不远的袁河乡，还乡团一次就用大石碾活活碾死四个红军家属，用烧红的铁锹烙死三十多个共产党员……因此，他更知道此时此刻此地，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，必须拿出行动！

然而，行动又是何等的艰难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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